二是在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方面，坚持发挥司法手段在化解矛盾、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与统筹运用各种治理资源、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相结合。

[72]可见，法的安定性蕴含着基于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来调控社会的功能。法律是法教义学的质料，而法教义学是对实在法的阐释，但在内容上并不限于实在法本身所包含的东西。

[37]而在19世纪后实证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法与其他领域、法教义的权威与其他权威逐渐区分开来，法教义的权威一般被认为来自于实在法规范本身。价值评判的多样性及其必然带来的后果考量，虽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必须由教义学来证立并限定后果考量的使用。[34]Vgl.Ulrich Meyer-Cording, Kann der Jurist heute noch Dogmatiker sein?, Tübingen: J.C.B.Mohr (Paul Siebeck),1973, S.32 ff. [35]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以下。[80]法教义学既能揭示出法律中可能不完整和不连贯之处，提示立法予以改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行改善法律。[62]Vgl.Bernd Rüthers, Christian Fischer, Axel Birk, Rechtshtheorie,8.Aufl., München: C.H.Beck Verlag,2015,S.200-201. [63]参见前引[60]，Luhmann书，第28页，第36页。

为此，今后的研究应当由法理学界、部门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三方合力，进行法理论证与实例验证相结合的精致化研究。这种落实可能体现为合宪性解释。其次认为认识与意志都是具有弹性的概念，而且相互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因此故意这一概念也具有伸缩性。

随后，詹桥又到秦某某前面阻拦。[17]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三版），成文堂2016年日文版，第179页以下。[25]然而，该结果回避义务的发动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故意的预见可能性程度相比过失而言更大，所以才对其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反对的观点会提出技术的中立性，即贩卖盗号软件是一种中立帮助行为，[43]但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盗号软件的恶意性，即仅仅只能用于盗号，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二、意志说及其理论变种 意志说是指，在认识的基础上或者在行为人的认识程度较低的情形中，作为填补其不足部分的要素是容忍结果发生，更精确地说，有必要伴随着以积极的意欲或者消极的容忍这一形态肯定结果发生的感情因素。[33]根据该观点，例如，在杀人案件中，要认定是否具有故意，就有必要回溯过去，追问行为人为什么会实施该杀人行为，当查明行为人过去的动机事实（例如是对于过去受欺负的报复）与未来的目的（例如是为了骗取保险金）等能够对行为人的行动提供合理说明的理由时，才能认为这是一种意志性的杀人行为。

[45]可以将该对应原则适用于错误论领域，从反面探讨故意的归属问题。【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 进入专题： 故意 盖然性 主观归属 客观归属 。2.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 如前所述，故意是指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上所认识的内容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之间未必是一致的，当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时，在刑法上将其称为认识错误。例如，当行为人拿尖刀捅了对方的心脏，致其当场死亡时，综合考虑尖刀的锐利程度、长度、刺伤的部位、捅刺的力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起因等客观因素，即可判断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及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据此得出行为人具备故意的结论，至于行为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影响故意的认定。

这种认识可能也并不想（欲）实现构成要件。伪基站、恶意注册、盗号软件、炒信平台、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买卖、各类恶意聊天群组肆意活动和发展，已成为互联网犯罪的帮凶。然而，应当如何证明这种与主观意志紧密关联的故意之存在，成为一大难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费尔巴哈又转而主张对故意进行推定。这样的话，故意的本质就与过失一样，都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

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证实，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部位损伤一次碾轧难以形成，符合多次外力作用所致。这一点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

人们可以将这种认识视为是依赖于欲的，但是，实现欲并非行为的缘由。（一）作为我国通说的容忍说 从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放任这一表述来看，可以说我国刑法所采用的就是容忍说的立场。

[32]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将故意与为故意的判断提供基础的事实这两者区分开来。[41]与之相对，如果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具体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即结果的发生具有盖然性，这种盖然性表现为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并结合行为人自身的特殊认识能力，足以认为由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此时，即可认定行为人是有意地发动该行为，当这种法益侵害的高度盖然性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时，即可将这种结果归属于行为时的故意，从而对行为人追究作为故意既遂犯的责任。例如，可以说上述的容忍说与动机说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学说，因此得到结果无价值论者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行为人并未阻止本应该且可以阻止的性行为。据此，费尔巴哈将这种责任形态称为被故意所决定的过失（durch dolus bestimmte culpa），与故意及过失相并列，成为第三种责任形态。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林森浩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会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并可导致死亡，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某饮用后中毒死亡。

关于行为的危险性判断，应当以使用的工具、打击部位、力度、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实力对比状况等客观资料为素材，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事前判断。例如，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詹桥驾车将情人秦某某带到水库岸边，在车内秦某某追问被告人詹桥是否在前天去武汉会见另外一个情人时，遭到詹桥的否认。

[34]这显然是一种以刑事侦查的思维来认定故意，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意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定这里的可能性程度。

参见刘明祥：《论具体的打击错误》，《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然而，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不得不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

参见［日］藤木英雄：《关于过失犯的构造》，载《司法研修所论集》1971年第1号，第59页以下。此外，即使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欲求难以证明，只能根据客观的情况证据来推定。各种恶意硬件软件开发和买卖为互联网犯罪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该学说认为，行为人虽然不具有像希望或者意欲那种程度的侵害法益的积极态度，但只要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不介意完全不关心，就足以成立故意，即消极的容忍就是故意。

[37]客观归属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所制造的不被法所允许的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内实现，因此这里的故意就是指对于自己的行为制造了侵犯法益之危险的认识，其认识程度必须达到能够预见到这种危险不被法所允许。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仍然驾车推着刘某某往前行驶。

[28] 由此可见，普珀的核心观点在于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客观归属理论来理解主观故意的内容，因为根据责任原则，行为与故意必须同时存在，因此，当可以将某个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某个实行行为，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该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时，就是有意支配了这一因果流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主观归属。其次，艾滋病携带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是被社会一般人所无法容忍的。

[37]参见欧阳本祺：《具体的打击错误：从故意认定到故意归责》，《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是否存在回避结果的意思及其程度。

我国的通说认为应从意志因素区分这两者，对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无所谓的态度时就是间接故意，没有这一意志因素的就是过失。2013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人程伏康在徐某甲种植的桔园内，使用竹棒、铁丝等工具私自架设了电网准备捕兔。不过，该学说将客观归属论的判断框架引入对故意的认定上，从而以归属这一动态的思维来理解故意，是富有创见的。这是主要结果（Hauptfolgen）的领域。

经检验，实际该最大开路电压可达到6.566千伏，足以致人死亡。很显然，如果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与线下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话，就能打击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

初步查明，胡某等人通过批量售号非法获利数万元。因此，这一可能性的分级理论并未成功，反而使故意与过失的认定标准更加模糊。

[20]据此，弗兰克也奠定了认识论的基调：故意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的认识，意欲因素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没有必要将其特别地作为故意的要件。然而，从搜查构造的角度而言，可以说这种认定带有浓厚的纠问式搜查观的倾向，如果从当事人主义的搜查观出发，[35]不得不说这种认定方式是一种可被推翻的推定，应当在此基础上，从被告人的视角出发排除一切可能与该推论相矛盾的情况，方能证成被害人的故意。